讲的题目定为“律师漫谈”，其实也就是漫谈律师。
　　我想先跟我们同行讲清楚，我不想也不会说假话。如果你们今天听到我在说假话，把我轰走就是了。但我不敢保证不说错话，我几乎天天都说错话。我喜欢胡说八道，如果今天说了错话，你们宽待，你们批判，不要送看守所就可以了。我觉得既然是在同行之间交流，就该把心掏出来，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说错了，你们原谅就是了，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之所以还有点胆子坐在这里，因为我有个愿望，就是想广交朋友。我觉得我这个人也贪财，我的财富是朋友。我们今天交个朋友好不好？至于董局方才说，会场上不许交头接耳，我看要允许，不爱听的甚至可以走嘛，何必在这里受罪？总之，随便，自由，好不好。

　　今天是漫谈，我列了几个题目，想了几个问题，其中有我自己的，也有些是估计朋友们关心的，至于是不是，对不对，我不敢说，下面依次提。

　　第一个问题，我们作为中国大陆的律师，应不应当算作社会精英的一个部分，我们是不是精英？如果是，如果我们有勇气说我们是，那好，作为社会精英，你应当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实现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总不能说混口饭吃就可以了，那恐怕不好。说我不是，律师整体是社会精英，我这个个体不是。那么，即便不是，现在你在律师的岗位上，应当实现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应当怎么样去完成你应当完成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当有的历史使命？这个问题是不是应当考虑一下？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作为中国大陆的律师，我们是不是应当同商人划清界限，作为律师这个行业，是不是应当跟商业泾渭分明。有人说，我们先过渡一下。怎么个过渡呢？先去挣些钱，然后再返回来服务。允许不允许？当然允许，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是不是在你的原始积累上有了原罪。这个问题怎么交代，怎么处理，我觉得也应当引起思考。我总觉得，既然做了律师，就不应当是富豪，在中国做律师，如果是富豪，我觉得不适宜。道理我讲不清楚，但是我讲一个实例。美国总统林肯之所以能够做总统，那是因为美国大众把他视为贫民律师。如果当年的林肯是个富豪律师，我相信，他也不会被选为总统。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复杂性，但是我建议我们大家都思考一下。是不是可以这样想，如果我们律师都太重或者先重私利的话，有没有危害？如果有，危害在哪里？“先利而后义者，辱。”这话对么？

　　第三个问题，如何适当地建立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里，要允许含有私字，要允许。但是我们是不是可能，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私字变成“自”，自我的自。在我们的价值观里边，体现自爱与自重，自立与自强。

　　第四个问题，作为中国的律师，现在执业，是不是必须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如果不具有独立精神，不具有自由思想，恐怕很难实现我们的任务，是不是这样？如果是，那么一切阻碍独立精神，妨碍自由思想的制度、规则等等，如何排除？敢不敢排除？

　　第五个问题，我们的任务，归根结底是要把国家规定的法律付诸实施。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是在帮助党和政府去实现他们所规定的一定的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要冒昧地讲一句，律师本质上是“保皇党”，这个讲法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因为执掌权力的很多人，当权派们，往往把我们看成异己，把我们的言论，我们的辩护视为异端，总之，有可能是敌对分子，或者干脆就叫阶级异己分子。我在这里保皇，你在那里把我看成是异己，这个矛盾怎么处理、怎么解决？当然，在律师界，在诸位朋友之间，会有革命家。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革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暴力行为，不是要推翻什么东西。我们这里所讲的革命，是要把一切腐朽的东西，旧的东西，改得好一点，变得对人民有利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的前辈们，就有很多优秀人物，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继承。因此，律师有保皇的实质，但绝不排除我们要做一个革命者，要当一个革命家。我是在给我们自己定位，这里边包含了很多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第六个问题，在法律共同体里，我们往往讲律师最小最弱，但应冷静地思考一下，我们在法律共同体里是不是弱者。聚二十万之众积三十年之经验，我们现在还是弱者吗？我不大承认，也不服，因为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们现在有了一大批青年才俊，这些朋友，这些同道，他们都能够很准确地把握着现实，做到了脚踏实地，又大多能神驰古今，极目千里，他们站得高，他们看得远，他们肯定能够实现我们律师行业应当完成的任务。所以，我从这方面来看，我认为律师在整个的共同体里，并不是弱者。有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我们这些律师，应当是，一定是，现在就是，含露带刺的玫瑰。我体会，含露，意味着它映照大千世界，一滴露珠是可以映照大千世界的；带刺，我们的这些律师，并不是浑身剑戟，而是说具有风骨，是能直指种种邪恶，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有了这两点，他完全够得上人们喜爱的朵朵玫瑰，不仅实有外在之美，还有它内在的大爱的内涵：我们够格。这班才俊，这些朋友，在一个受污严重的大环境里，做到了或者说能够逐渐做到周老夫子所讲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达到了“香远益清”，已经是“亭亭玉立”，站得直，站得正。这样的形象，这样的精神，能够征服这个世界，因此在精神领域里面，我们是强者，不是弱者，难道不是吗？我们比哪个更低一些吗？我绝不这样看！提这个问题，是自勉，也是鼓劲，不要气馁嘛。

　　第七个问题。古人讲，人有五气，血、脉、骨、神、勇。把它综合起来，是否集中体现为一个人应当具有的正气。古人讲五气把勇放在最后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里所讲的勇气之勇，是前四个气的总结和归纳。而正气，恰恰是这五气的集中与升华，做人应当有一股子正气。

　　说句闲话。我的一个当事人，鼎鼎大名的鲍/彤先生，被他亲爱的党判了刑，从中央委员会里面清除，判刑七年，剥权两年。从监狱里出来之后，紧跟着一分一秒不差的，又被送到一个不是监狱却与监狱同劣的地方。说：鲍先生，六四快到了，请你在这里先休息一下。鲍/彤问，待到什么时候？有关人士说，七八天。这七八天是他的七八天，不晓得是多少个七天过去，这个过程不讲了。在这多少个七八天里，为了安抚我的当事人鲍/彤先生受到严重创伤的心灵，我通过家属要求他给我写一个东西，鲍/彤字写得也许不是很好，但漂亮，我说你给我写《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鲍/彤很厉害，把正气歌从头到尾背着写下来了，满纸清秀，非常漂亮，透出正气。人有一股正气，十分邪恶都可以抵挡得住的。我们做律师，经常与邪恶斗争，需要有正气。

　　但我们往往为邪恶所缠绕，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律师怎么办？怎么反映出我们还有点勇气与正气？我们作为一个人，还应当有一点人气吧，又怎样去体现人的精神？再把问题引申开来，西政的文正邦教授，有一个很好的提法，非常精彩，他说“法是天地间的浩然正气”。法本身就是浩然正气。这个判断对我们有启示，很有启发。为什么是这样？我们这些学法用法的人，因为我们手上掌握着真理，因为我们具有铮铮铁骨，我们就有可能通过我们的实务，通过法律，把人逐渐引向善的方面；而后在不同的领域里有可能达到“真”，进而跃入美的境界。现在有的法不够那么美，那是另外一回事。书读得多的朋友知道，世上有些法学思想美得很，很多法律规范，法律条文美得很，非常美。你看美国那个宪法序言写得多精彩，还能减一个字吗？还能增一个字吗？简简单单的那么百十多个字，用了两百多年，现在都可以不改，太美了。我们从他们那里找到的是这些东西，可以说只要我们运用得好，只要我们有那么一股子正气，我们能够无往而不胜，是不是这样，咱们共同思索一下。

　　第八个问题，我觉得，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界定我们律师的好与坏，优与差，小与大，都不太容易。说哪个律师是优秀的，哪个律师是大律师，标准怕难定。因此，讲句老实话，我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评所谓的这个佳，那个佳，什么十佳，我不是嫉妒，不是的，我希望人们都佳。但是我们评的那个佳，往往是“假”，十佳变十假，这就太惨了。我是不是在这儿胡乱报道，不是的。中国大陆第一届十佳律师，其中有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赫赫有名，鄙人很荣幸跟他对了一次庭，我不讲他水平怎么样，只考虑他当时是司法厅的办公室副主任，而我们有规定，行政官员不可以做执业律师，不可以出庭，是不是这样？因此我讲，你作为我们律师的领导人，你在法庭之上，在诉讼领域里，连最直接有关的法都不遵循，《律师法》，《公务员法》，你都敢背弃，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所以我要求法庭驱逐他。他说：北京律师怎么可以这样啊，你知道吗，我是十佳律师啊。他还讲了一个自以为很好的理由，他说我正在申请辞去行政职务。你看，正在申请辞去，这就正证明他现在确实是，因此必须逐出。诸位，这就是我们的佳。如果这个例子还不能说明问题，我再报一例我们的家丑，北京的十佳。其中一位我也是第一次跟他一块出庭，那个法庭开得很大，因为是少年犯，所以律师也多，我们这位十佳，那真的够得上艺高人胆大，他居然、他竟敢完全不看卷，到法庭上，拿起本卷宗就胡说起来了，驴唇不对马嘴，法官也慌了，怎么回事啊？最后他才漫不经心地讲：“哦，卷拿错了。”你说我们这个脸往哪里放啊，这不是你们的律师吗？而且是你们的佳！

　　所以，请考虑一下，不评这个佳好不好，让我们的佳从我们的行业里，从我们的队伍里涌现出来，多好啊。

　　第九个问题，众所周知，大陆的律师行业有风险，我们怎样实行自我保护。我们一定要保护自己，我上面讲五气的时候说到勇，那可不是让人蛮干，不是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有四点体会。第一点，要学会，要善于在必要的时候，或者必要的情况下，与某种东西或者某种力量妥协，要善于妥协，学会妥协，妥协是一门艺术，甚至可以讲，妥协就是政治。但又要把话说回来，在妥协之时，在原则问题上又绝不后退半步，就是说要有底线，妥协而没底线就不行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诉讼当中的法律问题要尽可能地不向政治靠拢，不把它政治化，更不要去炒作，这是对我们自己一个很好的保护。是的，在诉讼中，有可能遇到敏感问题，遇到政治问题，怎么办？我的体会是，要千方百计地把它纳入法制轨道，把政治问题法制化，一切都按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去办。

　　第三点，要善于用专业对抗专制。我们的风险往往来自专制，我们要保护自己，怎么保护？充分运用你的专业，使专制无法施展。我愿意给年轻的朋友讲一句，如果我们的专业还不是那么有雄厚的基础的话，在这方面下下工夫是必要的，是值得的。

　　第四点，我从北海、贵阳等等事件当中领悟到一条，在必要的时候，要善于集中或者说凝聚我们集体的力量。我们现在真的如一盘散沙，当然这里面有珍珠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的力量凝聚不起来，容易被人家欺负，受欺之后，还没辙，这不是办法。我无意组织造反，不敢，绝无此意。我只是说我们要凝聚，力量要凝聚，发出声音来，发出我们集体的声音来，我认为有效也有用，这是一种很好的自我保护。

　　诸位很幸运，咱们协会有一个何秘书长，昨天经过交谈，我知道何秘书长对于湖南岳阳当年的律师协会发出集体的声音，起了多么大的作用，了如指掌。我简单讲两句这件事。湖南岳阳，两个律师办了一个刑事案子，跟检察官发生了冲突，发生了对立，检察机关动用权力，把律师给收了，关起来了，还不许会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岳阳律师协会会长忍无可忍，紧急召开了岳阳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决定就此事件实行全市律师罢辩，老子不玩了。岳阳的那个决议还指出，什么时候变，变化的变，什么时候我这个决议改变，才可以去辩，要等我通知，在此以前，任何会员不得违反此决议。太精彩了！我当时还没有离开北京市律协，我没有这种胆识，也没有那种胆略，他们做的我做不到，想做也做不到，比起他们来，我是个懦夫。但是他们的经验，真的在我心上烙下了深印。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岳阳的律协真的是律师的娘家呀，那是真的呀，现在的全国律协，真的是我的恶婆婆呀。

　　第十个问题，在座的可能各党各派都有，包括无党派人士，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服从组织与遵循法律，何者为先，何者为主，怎么办？如果你是个共产党人，党组或者党委定了，说这个案子你必须这么干，但是根据案情，根据事实，又不能这么办，那你怎么干？这个问题曾经困惑了很多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北大才女，林/昭，她当年思想最大的矛盾点就在这里，说个人跟组织的关系，怎么解决？怎么化解？她那样的才女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说明的的确确是个难题。我呢，叫好听一些，高龄嘛，讲难听一点是日薄西山，处于我这样的情况，如果党性原则跟宪法原则发生了冲突，我只能讲，我作为一个律师，一个法律人，要首先遵守宪法原则，因为它是最高，是至高的。从另外一方面讲，你是一个人，那么党员跟人这个矛盾怎么解决？有人讲，先做党员，后做律师。这就有了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可以先做律师后做人？我要先做一个人，然后再做别的。如不是个人，讲别的，岂不是空话。因此我的结论是，还是相信法，法律至上。什么三个至上，哪里来的？法律至上，天经地义。

　　第十一个问题，律师会面对各式各样的冤假错案，对于你手上的冤假错案，应当把何时视为最后的终结？为什么提这个问题？起因是陕西的一位律师，办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案子，诸位可能还记得，被告人刑事犯罪分子已经推到刑场上了，律师给最高法院发了个电传，陈述冤情，最高法院指令马上停止执行。但两个月之后这个人还是被枪决了。之后律师著文说：“枪声一响，我的任务也就结束了。”我觉得，他案子办得很好，但这个思想又体现出他在实现任务的过程当中有不够完美之处。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的当事人的的确确有冤情，那么，枪声一响，意味着我的下一个任务开始了。这是新的开始。律师应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才算完成使命。当然，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搞来搞去，搞了几十年，都很难把它弄到水落石出。但是应该顽强坚持，不应轻易放弃，因为你是律师嘛，是不是？遇到冤假错案，遇到非常艰难的情况，我们就放下了，休息了，我总觉得好像是不太够，是不是这样？

       演讲者：张思之，中国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名誉理事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2012年4月21日，85岁高龄的张思之大律师在南充市给律师同行讲座。文章来源: 律师文摘，2012年5月10日，博主转自共识网，链接地址：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fzyj/article_20120511594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