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

刁民其实是政府的好学生

1,066

tb13      吴思先生有篇文章《新官堕落定律》,谈历史上的书生,进入官场后缘何变坏?他说,读书人先是接受圣贤教育,进入官场后,则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学会了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倡(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吴思说官场教人变坏,而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中说,法国大革命也是政府教出来的,政府在教育人民造反。
        托克维尔是法国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1856年出版的这本书,专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结局。他预计这本书市场前景暗淡,因为“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岂料三年间,此书在法国印行四版,到1934年,印行了16版。
        书中有一章,题目叫《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他说,最有害的教育,莫过于刑事法庭在涉及人民时所依据的某些形式。穷人在抵御比他更有钱有势的公民的侵害方面,远比人们想象的更有保障,但是当穷人和国家打交道时,他们就只能找到特别法庭、有偏见的法官、仓促而虚假的诉讼程序和不得上诉的假执行判决。
对于刑事诉讼的功用,我们的教科书有个标准答案:第一,实施惩罚,保障无辜的人不受追究;第二,教育人民遵纪守法。这是就公正的审判而言。如果审判不公,当事人、旁观者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无疑接受了再教育。教育他们,法律是写给人看的,不是用来遵守的,是骗人的把戏。
       如果没有法律和法院,老百姓有无限的手段,来抵抗非法拆迁。但面对有偏见的法官和虚假的诉讼以及背后的国家暴力,穷人无能为力。但他们很快又找到新方法———上访,这又使官员无可措手。正是这样的诉讼,教育了穷人,生存的规则是冒险而不是守法。官员口中常说的“刁民”,其实是他们的好学生。
        对于“秘密逮捕”,书中有类似的议论。他说:“遭这样逮捕的人常常长期监禁而不送审;但是敕令(按法律的一种)却命令所有被告须24小时内受审。和我们今天一样,这项规定既不公正,也不被遵循。”托克维尔说的是150多年前法国的“今天”,但你可以据此理解,为何今天的中国网民热议“秘密逮捕”。
        最吊诡的是,由于穷人饱受这种虚假诉讼的教育,他们在革命成功以后不会别的,只会将受过的教育再次付诸实践.“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对革命史有所研究的学者,对此有悠然心会的感觉。
        他还谈到了法国当年的筑路和拆迁:“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受这种漠视财产权的教育浸染,大革命后成立的新政权同样漠视财产权。
        革命者的激情,来自于他们对旧制度的仇恨和对未来黄金世界的想象。一旦革命成功,他们很快就丧失了锐气。他们从专制政府习得的思维和手段,他们用暴力摧毁旧制度的余热,使得旧的制度有了重建的极好机会。于是“从刚刚推翻王权腹部的民族的腹部深处,突然产生出一个比我们列王所执掌的政权更庞大、更完备、更专制的政权。”
        专制的政府一方面教官员学坏,一方面教老百姓造反。使普通的民众学会了漠视法律和财产权。而那些被关押在监狱的犯人,接受的是研究生教育。他们在监狱里,相互研究和切磋,相互鼓励和团结。一旦风潮起动,乘风而起,成为革命的领袖,最终建立一个更封建和专制的政府。
历史往往就处于这样的恶性循环中。


      本文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何兵教授,发表于2011年09月11日《南方都市报》

留下脚印,证明你来过。

*

*

流汗坏笑撇嘴大兵流泪发呆抠鼻吓到偷笑得意呲牙亲亲疑问调皮可爱白眼难过愤怒惊讶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