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正义理论?
“我们需要超越,而不只是停留在对于不公正的直观感受上;我们必须通过理智的审思来对我们日常感受到的不公正进行批判性考察,才能确定我们目睹的悲剧是否可以成为谴责的依据,才能将不可抗阻的灾害与本可预防而未能阻止的人祸区分开来,才能将我们的视野由对于惨状的单纯观察和施救,转向对于其中不公正现象的深刻分析和解剖。”
博主摘自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正义的理论》一书的内容简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正义理论?
“我们需要超越,而不只是停留在对于不公正的直观感受上;我们必须通过理智的审思来对我们日常感受到的不公正进行批判性考察,才能确定我们目睹的悲剧是否可以成为谴责的依据,才能将不可抗阻的灾害与本可预防而未能阻止的人祸区分开来,才能将我们的视野由对于惨状的单纯观察和施救,转向对于其中不公正现象的深刻分析和解剖。”
博主摘自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正义的理论》一书的内容简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一个想在法律领域获得成功的男孩很可能会心想事成。就目前来看,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想法。想做一件事情的能力与把一件事情做好的能力同样都是天赋,这两种能力经常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我并不是在提供激励,而是在陈述一个为法律而生的男孩首先应当具备的与生俱来的天赋。
法律所需要的男孩必须是自己能够一直强烈地渴望某种东西并且可以持之以恒的人。但这对于生活其它方面所需要的人也基本适用。还存在其它一些与法律有着更特殊联系的天赋。
法律是一大堆的规则,它们显示了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人会受到怎样的惩罚,或者会被要求将金钱或财产转移给他的相邻人,等等。这些规则在书本里。一个法律人主要是通过读书来掌握它们。
他开始只是读书而已,而当他投入实践工作之后(比如在三年学习之后),他一生中也几乎每天都仍然要从书本里找到一些关于他从前并不知道而又必须回答的某个新问题的东西。
因此,使用书籍的能力是一个未来的法律人所应当具备的。他应当具有足够灵活和敏锐的精神特质,使他能够很容易从纸上的文字里获得灵感。他应当具有迅速发现一本书内涵的能力,并且具有某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想要的东西的本能。
这虽然是他最先感到需要的能力,却不是最重要的能力。法律人学习法律不像一个男孩学习拉丁语语法或者数学那样是为了背诵,而是为了使用,并且将其作用于他从真实生活中得到的那些规则上。他的工作是在法庭上审理案件,并且告诉人们如何防范和解决纠纷。他读书是为了以正确的方式咨询和审理他的案件。
于是我们马上可以看出,读书只不过是开始。一个人可能在读书方面很笨拙,但如果他能告诉另一个处于痛苦中的人应当怎样做,他就具备了更重要的一半能力。如果他能从冲动的证人或者委托人向他倾泻的戏剧化情境的汪洋大海中立刻抓住那些重要的事实,他就能找到许多能帮他从图书馆里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的学生。
实践性的判断是一种关于事物对于达到某个期望目的的相对重要性的感觉,这才是能够支配世界的东西。在一个男孩十五岁以前你就能看出他是否具有它。如果有的话,他将会在法律中将其显示出来。法律人的判断是一种关于事实对法律规则相对重要性的感觉,而且也是关于它们对于商业的重要性的感觉(越多越好),因为法律和商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给人提供意见时律师经常需要考虑其商业后果,而不仅仅是法律后果。
但律师的职业并不仅仅是要提供意见,而是要说服。说服还需要判断之外的其它天赋,而且不止一种。如果只是要说服法院,也就是要说服一群有处理这类问题的专业训练的专家,那么最需要的东西是思路的清晰以及与之相应的表达的清晰,运用思想时的那种轻车熟路是一个有教养的人(civilizedman)的标志之一。前者是一种天赋,而后者部分也是天赋,但更多地是在这个国家还相对罕见的训练的结果。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要求。律师不仅要说服法官,还要说服陪审团,他要在各种委员会面前辩论,要处理各种立法问题,要让各行各业的人相信他试图说明的东西。
你可以只用推理来说服法律人接受一个法律命题,但要让未经训练的人接受一个关于行为或生活的问题,就必须同时运用你与生俱来的一切能力。
一个人最深的信念是他所有的能力、激情以及全部经验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人会把他的信念融入到任何混合的和实际的问题中去。为了激发战斗信念,整个人的激情都必须被唤起。当激情被唤起时有时比较容易被引导。但如果要引导一个人,或者甚至是调动他与生俱来的天赋,你要做的就必须比清晰地表达你的主张更多,你必须能绘出可以让一个人通过想象达到他想要的结论的交通线路图。
坏人会利用一切阶级偏见、卑劣的嫉妒或者低俗的怀疑来唤醒他的倾听者,以使他们倒向他那一边。高尚的人则会揭示出人们心中从未被怀疑过的渴望的力量,让崇高而宽宏的思想高高飞翔,并用翅膀载着他们越过前进道路上的沟沟壑壑。可无论好坏,一个善于说服的人都有办法辨别他所要应对的种种天性,并且通过某种直觉感到它们更容易朝哪些方向流动,以及它们将会在哪里改变方向。
我所接触到的绝大多数非常成功的陪审团律师(jurylawyers)都拥有某些想象的小火花,或者至少是触动。我们都知道,最著名的人拥有大量这样的东西。这一点点小火花产生的后果令人惊叹,就像任何人在将成功的演讲与诗歌或者甚至是与我们文学中著名的散文篇章相比时都能看到的那样。
如果一个人想在这个职业里留下更为辉煌的足迹,就应当提到另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一个坚强的体格。这不一定是位列荣誉人群中的那种能力,而是一种在面对困难时能够生存并且保持工作秩序的才能。辩护律师(advocate)必须承受超长智力运动的高度紧张,经常伴随着身体消耗,有时候还有巨大的兴奋感和焦虑感,顾问律师(adviser)也几乎如此。
这种工作节奏令人精疲力尽,许多最成功的律师在中年时倒下了,需要休息一段时间,有时甚至是几年,而当他们回来重新开始工作时,也必须采用更有节制的步调和高度的谨慎。如果他们不是非凡的人,那么他们就根本不会回来。
我已经谈到了在我看来要在律师界取得巨大成功所最需要的种种天赋。在法律领域里还有一些更加宁静和令人愉快的地方,那里所需要的天赋要少一些。应该说,法律提供了就业机会,或者至少给许多种不同的才能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机会。就像人们说波士顿这座城市那样,它是一个启程的好地方。
在一个人实际做决定时,还有很多需要考虑的次要因素,比如一副好嗓子、坚强的性格和良好的关系。但我并不认为一个辉煌的开始有多么重要;毕竟这一战役最终将取决于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我们自身的能力是预先注定的,在人们共同生活的巨大动荡里,绝大多数人迟早会找到他们所属的位置。如果你选择了的话,那么这就是你的命运,但人命运的一部分以及那个必然结果所必须经历的手段就是奋斗。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想要的就是他能得到的。
他灵魂的欲望就是他命运的先知。
本文作者: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美国法学家,本文选自《霍姆斯读本》,博主摘自当当网在线读书,链接地址: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_2079882
世界著名投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是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创始人和主席,法兹勒•哈桑•阿比德(Fazle Hasan Abed)是公民社会团体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BRAC)创始人和主席,俩人联合撰文说:
“得到法律赋权的公民既是民主的保障,也是民主的生命线。只有在人人都能使用法律武器的时候,世界才能战胜贫困。”——《唯有法治才能消除贫困》(金融时报)
这个观点并不新颖,从有文字抑或有生命之始就存在于物种起源之中。几乎被史册反复重复而屡遭暴君视而不见,被庸君肆无忌惮改写,被明君释放又被军权关押。
乔治·索罗斯说:“这些解决方案的成本并不高。我们已在一些地方见到它们的潜在成效,比如孟加拉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就通过在贫困社群培训数以千计的“赤脚律师”,巩固了贫困人群的合法权利。“
为什么“赤脚律师”能巩固法冶?
因为他们是唯一有权和有专业知识监督法治的专业群体。一个社会是否有公正,就看这个社会的律师的地位。律师多到打赤脚,这个社会不会贫困。
阿根廷有一个“劳工律师协会组织”,打劳资纠纷是免费的。律师从胜诉之后的赔偿费中提取一半作为事后佣金。也就是说,律师要先出诉讼费,败诉血本无归。
企业主闻风丧胆,一般接受庭外调解,满足律师财欲而节省劳工赔款。律师制也不尽公平,至少可以扼制强权一方的为所欲为。
在中国,人民惧怕战争。因为他们生活在没有律师监督军权的社会。1982年阿根廷军政府发动马岛战争失败,反对党一举推翻了阿尔铁里的军政府,从此把军权置于法治之下,由专业律师一状告上法庭,判处了阿尔铁里总统无期徒刑。余党也纷纷受到不同判刑。为死难者讨回了公正。
史书上定义这次政改为“民主回归”。(Return of
democracy)
从此,南美律师诉讼军政府侵权血案成了近30年来的主要大案。
巴西新任女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成立真相委员会开始追查在长达20年的军政府独裁统治下,军方对人民的迫害。调查中,关于巴西和巴西总统的痛苦往事开始显现,而其中那些让人不寒而栗的细节,牢牢地吸引了巴西国民的注意力。
军政府独裁统治时期(1964到1985年)的分争一直延续至今。退休的军方将领,包括被控对罗塞夫施以酷刑的76岁前陆军中校毛利西奥·洛佩斯·利马(Maurício Lopes
Lima),对显示军方滥用私刑的证据提出了质疑。同时,维权组织正在全力追索洛佩斯·利马,以及其他被控滥用酷刑的军方人物,并包围了他们在巴西各个城市的住处。最近,他们在海滨度假城市瓜鲁雅举行活报剧抗议活动时,在洛佩斯家大门的入口处用红色油漆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名独裁时期的滥用酷刑者住在这里。”
1979年的大赦使军方将领仍可以免受滥用酷刑的起诉。尽管如此,今年5月成立的真相委员会受命进行为期两年的调查,翻开了历史的血案。
据估计,独裁统治者杀害了大约400人;受到严刑拷打的受难者人数被认为多达数千。
曾是一名将军的缅甸现任总统登盛(Thein Sein,又译吴登盛)正在领导着该国政府,告别过去的独裁统治。其相关举措包括释放异见分子。
今年67岁的昂山素季现在是缅甸国会成员,她曾被软禁15年,一直都是个人牺牲及为人权而战斗的国际符号。当她的两个孩子远离母亲,在异国他乡长大时,她在缅甸饱受煎熬。她的丈夫迈克·阿里斯(Michael Aris)于1999年因前列腺癌去世时,她仍在缅甸。
在昂山素季幼年时,其父昂山将军(Gen. Aung San) 协助带领缅甸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他于1947年被暗杀,之后,昂山素季目睹缅甸陷入军事独裁。
昂山素季说,“异见分子不能永远做异见分子。我们就是因为不想做异见分子,才成了异见分子。”
她接着说,“我不相信职业异见分子。我认为那只是一个阶段,像人的青少年时代。”
实际上,异见就是律师的专业。若将异见关押,就是关押了法治和公正。这个政府就是军政府。
联合国资料显示,全球约有40亿人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是穷人。拯救穷人的办法只有法治。而成本最低的方案就是培训“赤脚律师”。
昂山素季还有一句名言:“并非权力令人腐化,而是恐惧。掌权者因害怕失去权力而腐败。受制于权力者,因惧怕为权力所伤而腐败。”
治疗恐惧的唯一医师就是律师。这正是中国的缺失。
作者:冯梦云,供职于南美《新阿根廷周刋》,博主转自阅想网,链接地址:http://www.thinkread.cn/thought/37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