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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年，笔者曾采用定量的范式，使用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简称: 五普) 数据，提出中国社会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即社会中下层或下层比例、数量巨大，工人、农民、农民工占据了社会群体的主要比例，中间层弱小，中产明显缺失。那么，今天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笔者采用ISEI方法测量，分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里将社会结构的变化概述为四大群体的变化。

　　农民群体：10年间减少了 16.71%，预测还会发生巨大的社会结构变迁

　　主要是农民、农业从业人口、农业户籍人口、外出打工群体以及农村所发生的变化。用 ISEI测量，23分值群体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劳动者，2010年占比46.49%，与2000年的63.20%相比，2010年六普减少了16.71%，十年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由此可以预测到七普的时候，还会发生同一方向的巨大的社会结构变迁。此种变迁体现了工业化、城镇化的一般趋势，根据社会学的现代化指标，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低于30%是社会结构实现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指标。

　　如果具体分析中国农民人数大幅减少的原因，可以发现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农转非，起因于城市发展向农村扩张，该农村土地被征用，转为城镇建设用地，于是，农民转为市民。第二种是农民外出打工，这部分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外出打工农民的情况更为复杂，一方面，循环流动的现象依然存在，即一部分中年以上的打工农民又返回家乡; 另一方面，年轻农民返乡的可能性明显降低。六普数据显示的种田农民的比例下降是真实的，是不可逆转的。第三种是就地城镇化。调研发现，中国即使是留在农村没有外出的农民，有很高比例也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了。这部分农民既没有转变户籍身份，也没有到城里打工，因而也不是城市流动人口或城镇常住人口。但是，他们早已不从事农业劳动，住房形态也发生根本变化，农民“上楼”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这些村庄以及村庄周边非农产业十分发达，多数农民从事了工商业、服务业劳动。这些村庄已经与城镇没有差异。

　　此外，还有多种原因转入城市户籍的，比如上大学进城; 也不排除有少数富裕起来的农民在城镇买房，为使孩子受到更好教育或老人享受更好的医疗而转入城镇的。清华数据显示，中国农业户籍的人口，已经在城镇购买了住房的比例为21.6%。

　　体力劳动工人群体：10年间上升了 3.78%，但随着后工业社会来临，该群体会由于产业转型而减少

　　主要是指工业、制造业体力劳动群体，ISEI分值集中在29-32分组，2010年占比13.58%，2000年为9.8%，上升了3.78%。这个群体属于最为典型的体力劳动工人群体，是生产一线的直接操作工人。

　　从职业地位看，体力劳动、直接操作型工人，归属蓝领群体，确实不属于中产阶层。但是，在世界各国的就业群体中都是最重要的劳动群体，即使在完成现代化转型的经济发达国家，一般也占到全体劳动者的10%-20%多之间。所以，在中国未来社会结构中，仍然会占有重要地位，仍然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群体。对于蓝领工人，我们同样要尊重他们的社会地位。其中的绝大多数目前被称为“农民工”，这种称谓有问题，他们是最为典型的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中最为基本的群体。体力劳动工人的工作特点是劳动强度大、劳动艰苦、劳动危险性大、劳动环境差，而目前待遇较低，所以，应该提高该群体的劳动工资、经济收入。从国际比较看，在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国家，这个阶层的收入不亚于普通中产阶级的收入，而且由于工会力量强大，他们的收入甚至会高于一般中产阶级的收入。

　　该群体在中国未来的几十年里，还会占据比较稳定的比例。从数据分析看，五普到六普上升了3.78%，但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该群体会由于产业转型而有所减少。所以，预计未来不会有太大变化，会保持稳定。

　　技术工人群体：10年间下降了1.4%，技术工人群体比例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值得深思

　　在ISEI中，技术工人主要是集中在 33-40分值群体。令人吃惊的是，中国技术工人在劳动者中所占比例，不升反降！2010年占比为9.8%，而2000年为11.2%，2010年反而下降了1.4%。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让我们先看看这个群体的职业构成状况，即主要是公路、道路、铁路、水上运输人员和其他运输服务人员、商业服务业普通营业人员、餐饮业服务人员、机电产品和电子产品装备人员和装配人员等等。这个阶层介乎于中产阶层与蓝领阶层之间的位置上，可以称作白领下层，或蓝领上层。

　　技术工人群体比例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值得深思。技术工人亦称作中产过渡层，是中产阶层形成的重要来源。与上面体力劳动工人比较，最明显的差异是占有技术技能，体力劳动工人也可以通过提升技术而进入到中产阶层。笔者曾提出，中国技术认证的体制上的障碍，阻碍了广大有技术的农民工社会地位的上升途径。

　　此次五普、六普数据的比较再次印证了技术地位上升受到阻碍的论断。目前，此方面矛盾比较尖锐。一方面，中国技术工人队伍严重短缺，就业市场上对于技术工人的需求十分强烈; 另一方面，社会上对于技术工人没有给予尊重，技术认证、地位认证、地位准入、职业培训等均存在严重轻视，甚至歧视。

　　其他白领群体：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变化微小，经营销售群体和普通办公室人员增速惊人

　　在社会学研究中，白领阶层与中产阶层几乎是同义语。白领职业通常指四个职业群体: 管理者群体、专业技术群体、经营销售人员群体和普通办公室职员群体。其中两个群体，即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往往有较高学历，来自大学生的比例较高，但此次ISEI测量显示，中国这两个群体变化微小。六普数据显示，白领群体中增长最为迅速的是经营销售群体和普通办公室人员，十年来，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仅ISEI 的43-45分值群体就增加了10.44%，即2010年占比13.34%，而2000年仅为 2.9%，其增速惊人! 这是中国中产阶层变化最大的群体，该群体主要从事哪些工作呢? 包括购销人员、营业人员、推销和展销人员、各类销售人员、办事员、普通办公室职员、普通行政办公人员、普通行政业务员、护理人员、幼儿教师、裁剪缝纫人员、环境监测人员等等，多属于白领中下层。

　　六普数据显示，这个群体的大部分人，即58.2%是农村户籍，即出身于农民家庭。农民或农民工，通过奋斗积累了小资本，从事小本经营，或者受雇处于经营者的位置。所以，该群体为农民地位上升开创了新渠道。该群体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从全国情况看，主要是初中、高中毕业生，高中及以下受教育的占全部经营者群体的83.1%。所以，这个群体进入中产的主渠道不是教育渠道。该群体的开放性最强，接纳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实践上看，很多受到户籍阻碍或难以通过教育渠道上升的人群，都希望通过做小买卖或经商运营改变社会地位。这也是今天在中国城镇中颇具进取心而积极奋斗、努力打拼、希冀向上流动的群体，是中国经济社会活力最重要的来源之一。然而，目前大城市的社会管理和户籍政策却往往排斥这些人。

　　对比五普和六普的 ISEI 社会结构，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总体特征是，得分值较低的底层群体出现了明显的向上流动的趋势。中间层的某些群体主要是中下群体，有所扩大。但是，从总的社会结构图形看，大体上还是属于底层比较大的社会结构特征，基本上可以说还是类似于一种“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当然，如果说形状是“土字型社会结构”也可以。总之，中产阶层的某些群体有所扩大，但是，整体社会结构还没有根本改观，中产阶层在全社会中仍然比例较小。

　　调查样本：本文使用了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 简称: 六普) 抽样数据，选取其中16～64岁有职业的人口，总样本数为683291人。另一数据是，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于2012－2013年完成的“城镇化问卷调查”，该调查采用严格的PPS抽样方法，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具有全国代表性，完成有效样本12540个，正文中凡提到清华大学调查均指此数据。

    作者：李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博主转自中道网。链接地址http://www.zhongdaonet.com/NewsInfo.aspx?id=12526

 

       近来我发了几篇与儒家有关的文章，不想引起了群内粉丝的激烈争吵。很显然，在对待儒家的态度上，人们是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的。在一个道术已裂的时代，这其实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在我看来，在大多数时候，一个人的立场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深入讨论具体的观点。我完全可以赞成儒家的某方面观点，但同时反对其另一方面观点，那你说我在立场上到底是赞成儒家还是反对儒家呢?

　　中国人受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的毒害实在太深了。

　　如今正是新儒家蓬勃发展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新儒家的论述成立的前提是：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就该有中国的文化，我们必须维护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扬儒者和非儒者分歧巨大。

　　恰好在5月25日，我看到了澎湃发表的两篇文章，文章讨论的就是关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问题。讨论发生在5月16日的华东师范大学，提起话题的是青年学者周濂。

　　周濂认为，“文化主体性是一个虚假的焦虑”，“‘文化主体性’这一表述，不止是一个范畴错误，而且是一个毫无意义的nonsense(废话、垃圾)”。他的主要理由是“狭义的subjectivity(主体性)是指拥有意识经验的个体。这个‘意识’包括perspective(视角)，sensation(感觉)，belief(信念)或者desire(欲望)。广义的subjectivity是指有行动性的entity(实体)。‘有行动性’英文是agency，也就是说它能够对其他的对象或实体有所行动或施加某种power(权力或影响)。”“当我们谈论‘主体性’的时候，我们首先谈论的是这样一个主体/行动者。而‘文化’本身，它不是一个行动者。它没有人格、意识、信念、欲望，它无法行动也无法为行动的后果负责，当然更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主动反思性的主体。所以，虽然我们大概知道‘文化’是什么意思(其实它也非常含混和复杂)，也知道‘主体性’是什么意思，但是把‘文化’和‘主体性’放在一块儿，到底什么意思呢?”

　　周濂的论述现实指向性很强，他强调的是当下中国人应该养成个人意识，而不是仅仅把自己当成集体中的一个数字而已。

　　我完全支持周濂的观点。下面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因为时间不允许，我只能写成断章的形式了。

　　1.所谓主体性，当然是指会思考的、具体的个人，文化本身既不会思考，同时是一个抽象的客观存在，怎么可以说它具有主体性呢?

　　2.一般来说，文化分器物、制度、思想(或心理)三个层面，这三个方面都无主体性可言。主体是与客体对应的。比如器物，中国人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能说筷子是主，刀叉是客吗?比如制度，西方搞宪政民主，我们这里不搞那一套，能说我们是主，西方是客吗?

　　3.一般来说，我们谈到文化的时候，说的主要是思想(或心理)层面的东西，那我们就抛开器物和制度两个面向来讨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文化的主体性置换为思想的主体性。思想传统历来就是变迁的，是被不断扬弃、建构的，根本不存在静止的思想。中国的思想传统至少受到过两次大的冲击：一是佛教东播，二是西学东渐。当然，冲击带来了融合，这也是思想之所以存在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我想问的是，中国所谓的思想传统到底从何时算起，终止于何时?当代中国的主体性思想到底是什么?是儒家吗?是法家吗?是佛家吗?是共产主义吗?是自由主义吗?或许都是，或许都不是，或许是各家思想的杂糅，但如果各家思想本身就很矛盾，并未形成一个自洽而能赢得绝大多数国民认可的体系呢?它还能稳立在主体的位子上吗?

　　4.凡是骄傲地提倡文化主体性的国家，骨子里其实是不自信的，因为强调主体，必然需要建构甚至虚构一个客体或他者，否则无所谓主体。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美国人很少说我们美国如何如何，他们会说世界如何如何，而那些成天抱怨别人的国家总会说自己国家如何如何，它们倒是强调自己的主体性了，但同时强调的是自己的特殊性，也就证明了自己的不自信。在中国文化的几大构成要素中，儒家、法家、佛家、共产主义、自由主义都是自称普世的，强调主体性非但不能体现自信，反而把自己说小了。孔子会说儒家思想只适用于中原或鲁国吗?

　　5.世界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在此时代潮流面前，如何构建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是强制灌输吗?那样有用吗?是依靠思想市场自由竞争吗?那又何需建构?

　　最后我想说，在文化面前，人才是当然的主体，而这里的人，显然不是抽象的群体，只能是活生生的个人。文化是为人服务的，它只能是客体，永远不可能、也不应该反客为主。否则，以理杀人的惨剧就会轮番上演。

当然，从来就没有凭空而来的个人，个人总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被定义的，也是被与之相关的文化环境塑造的。我当然也理解并部分同意社群主义对个人的理解。不过，但对中国当下而言，重要的或许并不是进行学理上的细致讨论，而是有针对性的社会文化批评。

作者：萧三匝，独立学者，《中国企业家》杂志生活方式总监，博主选自共识网。链接地址：http://xiaosanza.blog.21ccom.net/?p=207

        中国号称“世界工厂”，也就是还处在为他人的创意加工的低端，离自己出思想找别人加工还差得远。如弗里德曼所说，唯有思想是不能用钱买的。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与人才相结合就能产生奇迹。

       近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文，题为“真正的美国梦之队”，说的是美国真正的竞争力在于人才，与笔者多年前发表的意见不谋而合。

       弗里德曼文章开头说他出席了一场隆重的晚宴，紧接着列举了一连串出席嘉宾的名单，从姓氏看，一望而知大多数是华人或印度人名。文章接着说，读者不要猜错，这不是中印友好协会的聚会，而是2010年“英特尔科学杰出人才奖”进入决赛的40名中学生参加的颁奖晚宴。从这些中学生中挑选10名上台讲述他们的发明方案，和成长的小故事。然后再选出冠军，奖金10万美元。这些多半属于亚裔的才华横溢的中学生谈起他们的科学创意时眼睛发光，意气风发，尽管外行的听者不见得能听得懂，但受到感染，被深深打动。

        弗里德曼自称是“狂热的移民支持者”。他认为美国保持领先于中国的关键，就是要确保合法移民源源不断流入本国，因为所有这些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人才与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一旦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魔法效应”。因此他敦促美国改进移民政策，以便“在世界汲取智力精英的竞赛中总能保留第一轮的优先选择地位”。

        他说：“今天最重要的经济竞赛已经不在于国家或公司之间，而在于你和你自己的想象力之间。因为你的孩子个人想象出的东西能够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远、更快、更便宜的方式付诸实施。今天，几乎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唯一例外是想象力，迸发出新思想火花的能力。如果我现在有了一种新的创意，我可以在中国台湾找到设计者设计出方案，在中国大陆找到工厂制造模型，然后到越南批量生产，用Amazon网站订货，还可以通过freelancer网站招聘人员为我做网页和后台管理。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以极低的价格做到。只有一样东西不可能，也永远不会成为商品，那就是思想的火花。而我出席的英特尔晚宴，就是我们最优秀的思想火花迸发者。”弗里德曼的结论是，只要美国保持大门打开，美国就能无往而不胜，这才是真正的“美国梦之队”。

       此文令我想起我在将近20年前一篇文章中的话，那是针对上世纪80年代后期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一书问世后掀起的“美国衰落”说而发的。当时此说颇为盛行，其依据是美国GDP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比战后最高水平下降，同时日本经济正蓬勃发展，特别是出口旺盛，于是有日本将取代美国之说。喊声最响的是美国人自己，确有危机感，还有知名东亚专家写出《日本第一》一书，风靡一时，犹如今之“G2”之说。

       本人当时颇不以为然，特别是认为日本绝对不可能取代美国。其他论点此处不赘述，只引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拙著《战后美国外交史》“绪论”中的一段话。由于这本书已经绝版，所以不妨在此多引一些：

       “一个常为论者所忽视的方面，就是美国的人才优势。如果说今后国际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之争，而经济实力又取决于高科技和各种管理人才的话，美国吸引人才和发挥人才作用的优势仍将是一大强项。美国是移民国家，从一开始就有其独特之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从已经具备一定劳动力和技能的青壮年开始的。他们出生、成长的‘赔钱’阶段是由别国支付，而把最富创造性的年华和辛勤劳动贡献给建设美国。不仅是在立国初期和‘拓边’时期如此，这一进程贯穿于每个历史时期，至今方兴未艾。

       苏联解体后，美国在高科技人才方面有可望发一笔意外之财，其深远影响不可估量。在人才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国。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就说明美国的社会机制相对说来更能提供发挥创造力的条件。大批移民当然也造成许多社会问题，但美国可以通过调整移民政策来进行择优。人才状况不是孤立的，它预示着未来的竞争潜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的相对实力。因为人才流动不可能强迫。一个对人才有如许容量和吸引力的国家很难说已经走上了衰落之路。”

       以上这段话与弗里德曼的文章相隔近20年，寓意大致相同。现在时过境迁，美国又经历了金融危机，“美国衰落”之说又起，这回与之相对应的国家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崛起”。我仍然坚持，从长远看，衡量发展走向的主要标准还是人才流向。不过与我20年前所依据的形势已有一些变化。我当时鉴于80年代出国潮中，“文革”后第一批脱颖而出的大学生、青年学者赴美一去不返，为之痛心疾首，所以认为各国(特别是中国)为美国付基础教育学费，美国“白捡”优秀人才。以现在的情况看来，尚未切中要害。

       如果说，当年像杨振宁、李政道他们是在中国小学到大学打下基础，到美国进一步深造的话，现在中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制已无法提供那样的基础教育，问题不是中国培养出优秀的种子到美国开花结果，而是同样智力的儿童在中国的学制下“学傻了”，创造力、想象力尚未发芽就被扼杀，而在美国的学校中却可以培养出像弗里德曼文章中所描述的那种“眼睛发光”的中学生。

       中国家长有一句常用语：“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那些在美国得奖的华裔学生大约已是移民的第二代，他们的父母不论是何职业，猜想多半都很重视子女教育，不过在美国教育子女是适应美国的教育方法，与在中国适应围绕升学率的制度自然不同。写到这里，又碰巧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则报道：被誉为“高中诺贝尔奖”的“全美西门子科学竞赛”2009年度竞赛获奖名单中逾半数为华裔。

      这一奖项与弗里德曼说的不是一件事，美国大公司设的此类奖项大概不止一个，而这一个名单，碰巧又是华裔学生领先。如果承认“书香门第”有一定的文化传承的话，中国近代史上名人的后代遍布新大陆，不知有没有人做过统计，有多少书香之家、名门后裔百年来为美国的智力资源做出多少贡献?当前举家向国外移民潮方兴未艾，目标国家也很分散，但是从总的趋势看，高层次的科学、文化人才主要还是流向美国，或者较易在美国立足。

      诚然，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把吸引“海归”作为一项国策，而且近年来各高等院校以及企业、政府中也的确有不少“海归”。特别是最近美国经济发生问题，就业率下降，也促使一些人，甚至包括美国人，到中国来求职。国内可以给出的薪酬，已经与上世纪不可同日而语，某些职位的待遇在国际上已有一定的吸引力。不过这种现象被媒体大大夸大，有不少人其实是由跨国公司或国际机构派到中国任职的。从总体上讲，中国人才的流动还是大大出超的，特别是精英人才。即便是目前的小股“回流”能否持续也待观察。

      更重要的是，吸引创新人才主要不在薪酬，而在于是否提供“创新”的条件。中国号称“世界工厂”，也就是还处在为他人的创意加工的低端，离自己出思想找别人加工还差得远。现在有些人以为财大气粗就行了，似乎什么都可以用钱堆出来，包括所谓“软实力”。但是如弗里德曼所说，唯有思想是不能用钱买的。按照他的说法，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与人才相结合就能产生奇迹。所以高薪聘请“海归”是否就意味着能创新?除了要看聘请来的是否真正的“人才”外，还取决于能否有所作为的环境和条件。

      我忽发奇想，国人寄希望于“海归”的，首先不应该是立即有所发明创造，而应该是为改造环境和条件做出贡献，使之适宜于创新和培养能迸发思想火花的人才。“海归”如能为向这方面推动做些事，则功莫大焉。怕的是正好相反，一旦归来，以适应本土条件为名，与种种陈规陋习“潜规则”同流合污，甚或为之唱赞歌，则不论表面的“人才”流向如何，中国在深层次的创新思想竞争中要扭转颓势恐怕还很遥远。

      作者：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博主摘自爱思想网，链接地址：http://www.aisixiang.com/data/877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