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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为中国的法治建设设定了根本的目的和标准。这就是说，人民的福祉是制定一切法律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是一切司法活动的主轴。    

      秉持以“人民福祉”的原则，将有助于化解社会对法律的误解，培养人们对法律价值的高度认可，充分发挥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基本功能，最终树立法律在社会治理系统中的最高地位。

 

 

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

        法律究竟是什么，是每一位法律人时时会思考的问题。这一问题看似简单，却极难给出确定答案，因为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分析与诠释。就民法而言，其是一种行为和裁判规范，总结了既有的价值共识，同时为未来的行为与裁判提供指引。当然，虽然被称作“规范”，法律与禁锢或约束仍有本质区别，因为法律规范本质上是人民整体意志和利益的产物，其功能是顺应人们的自由选择，促进其所追求的目标的实现。 

         法律至上的内涵

        对于“法律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我认为，古罗马的西塞罗在其名著《法律篇》中提及的、被后人广为流传和采纳的名言——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给出了最佳的答案。

      “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这一概括当然不意味着法律还分为一般的法律和最高的法律，或者说法律之上还有其他“法律”的存在。今天我们来理解这句话的含义，首先是指，如果法律真正是以人民的福祉为终极目的，那么只有强调法治，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的利益。依法治国是增加人民福祉的最佳载体。依法治国是人类千百年来历史经验的总结，本质上是一种“法律至上”之治，强调只有讲规则，才能最大程度地维护人类的秩序、增进人类的福祉。

      “法律至上”的内涵，首先指任何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必须受法律的约束。任何权力都来源于法律，并受到法律的约束。究竟是权大还是法大？“至上”的含义就是法律最大。“法律至上”还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以个人意志代替法律。依法执政其实也就是依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来治理国家。法治体现的是按照对大多数人民意愿治理国家的模式，因为法治本身体现的就是人民的意愿，而不是单个人的意愿。按照法律办事，就是按照最大多数人的意愿来办事。这样一种治理模式就能够避免个人的专断、臆断和武断。所以依法治国从根本上说就是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治国。法律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就是实现人民的幸福生活。

 

        人民福祉是制定法律的立足点

        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为中国的法治建设设定了根本的目的和标准。这就是说，人民的福祉是制定一切法律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是一切司法活动的主轴。

       一是从立法层面看，由于法律的本质就体现在法律的人民性之上，这就要求我们在立法过程中真正体现“立法为民”，我国的立法目标和宗旨就是为了反映人民的意愿、实现人民的最大利益。这也是我们最大的特色。民主立法实际上也就是要汇集民智，最广泛地倾听和反映人民的意愿，使法律真正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二是从司法层面看，必须坚持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理念，充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三是从行政执法层面看，公权力行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和实现人民的利益，既然公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因此，这种权力行使是否正当的根本标准就是是否真正符合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是否为人民群众提供了良好的公共服务和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是否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也是私法的本质。私法作为人们活动的指引和规则，来自于人民，不能脱离人民。私法所形成的社会秩序，正是有利于维持人们正常生活、工作的社会秩序，只有稳定有序的社会，人们才能形成稳定的预期，才能鼓励人们有序、有效地安排自己的生活。

         民法是以“人”，尤其是“私人”为核心的法律，其目标是为了保护人们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也就是为了维护和促进人民的福祉。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财产安全得不到维护，则必将人心惶惶，缺乏长远、稳定的预期，从而不利于人自身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民法所形成的秩序，正是为了维护人民的福祉。

         只有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利益能够得到充分的保护，只有社会形成一套公正的解决纠纷、缓和社会矛盾的机制，人们才能安居乐业、和睦相处，人民的福祉才能得到实现。民法学者之所以呼吁尽快制定民法典，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健全民事立法，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有了一部全面保护老百姓财产权的物权法，有一部保护交易规则的合同法，还有一部全面保护受侵害民事权益的侵权责任法，现在还需要一部全面保护老百姓人格权益的人格权法。法为人而立，非人为法而生。我们制定法律，最终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制定民法典，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努力克服因为市场失灵、个体禀赋差异等引发的社会矛盾，通过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及解决社会群体的生老病死等后顾之忧，努力缓解分配不公的矛盾，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法律人要以人民福祉为指针

         我国正处在变动较大的发展时期，在相当长时期内，法律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并未完全取得“至上”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功能，这也导致了社会生活中一些无序现象的产生。由“人治”向“法治”转型，是中国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的根本保障。在这个过程中，法律人必须勇于承担起追求法治、完善法律的重任。

        而秉持以“人民福祉”的原则，将有助于化解社会对法律的误解，培养人们对法律价值的高度认可，充分发挥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基本功能，最终树立法律在社会治理系统中的最高地位。法律人的学术生命始终是和法治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法律人应当始终以法律作为自己的信仰，以人民的福祉作为最高指针，崇尚法律，追求正义。

         就民法学的研究而言，也应当以人民的福祉这一至理名言作为指导理念。民之所欲、法之所系，而作为一个学者，其研究法律的所有出发点都应当是为了实现人文关怀，保障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保护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作者：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会长，博主摘自：2012年6月27日法制日报（法治星空栏目）

      苏格拉底之死的故事两千年来一直被法律人所传诵，并且成为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法学家所共同探讨的话题。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其对程序的尊重，苏格拉底以其自身之死宣扬了尊重程序正义的理念，同时也以自己的殉难昭示了一种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当他陷入囹圄时，好友克力同前来营救，但苏格拉底断然拒绝。他临死前说到：“如果我无耻逃亡，以错还错，以恶报恶，毁伤的不仅仅是法律，而且是我自己。”那么为什么苏格拉底会认为其死会毁坏他自己呢？这是因为，他始终相信，公民与法律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遵守法律实际上就是遵守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契约，国家即使对公民不公，公民也不能报复。而且国家的地位还高于父母，对父母不能报复，对国家则更不能报复。因此，苏格拉底认为他必须遵守雅典的法律。接受审判是他信仰雅典法律的体现。这也是他与雅典城邦之间订立的一种契约。他就必须服从判决，而不能背约逃跑。苏格拉底以自己的死证明自己遵守了契约，成全了自己一生坚持的德性原则，同时，也使得雅典法律的权威得以保全。
       苏格拉底之死被后世法学家所传诵，认为他彰显了一个公民在法治社会中的美德，这就是对法律制度的信仰和尊重，这不仅仅是一个公民的基本义务，而且也是一个公民的良好美德。所以在西方社会，一个良好的公民必须是一个守法的公民。这是一个社会的法律能够得到遵守的最基本的文化心理基础。
 　　美国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曾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话常常为一些新自然法学派学者所质疑，因为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立法者也会犯错误，因此，不能企盼立法者制定的每一部法律或者法律中的每一个条款都是科学的，或者是永远正确的。此外，法律的滞后性和法律漏洞都是在所难免的，这就决定了法律在颁布之后，需要对其进行不断的修改和完善，如果法律能够像宗教那样成为信仰，法律就无法被修改。更何况，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存在恶法，因为即使是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法律，也会存在剥夺少数人的自由的多数人暴政，法律也可能为利益集团所左右而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实证主义不承认恶法，坚持国家的法律都是正当的，但从古代自然法学派到以富勒等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学派都一定程度上仍然对信仰法律持一种质疑的态度。应当看到，人们的理性确实无法保证立法者能够对未来的一切通过法律作出完美的安排，法律的滞后缺陷都是在所难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说每一部法律的每一个条文都应当被信仰，而且法律本身作为一种文本，不可能作为一种理想、信念被信仰。
       但是，法治作为一种理念或一种目标，是值得信仰的。法治是一种理想，是一种理念，它只有作为一种理想和信念被信仰，才能引导人们树立一种法律至上的理念，也才能召唤人们为了这种理想、信念去献身。当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时，他虽然有机会逃脱，但仍然坚持一个公民必须遵守法律的信念，最终以身殉法。所以，在苏格拉底的心中，实际上是将法律作为一种理想、信念去追求。我理解伯尔曼的观点并非意味着法律要被像法律那样信仰，而只是强调对法治的忠诚和尊重，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大力弘扬的法治精神。伯尔曼所言的法律应当被信仰，针对的并不仅仅是单个法律制度被信仰，而是“法治”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应当被信仰。如果我们看看伯尔曼的《法律的性质与功能》（The Nature and Functions of Law），就不难发现，伯尔曼认为，法律是一种工具，其核心功能在于构建一种大家所追求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当然是由法律来组织和构建的。在这个意义上，信仰法律实际上就是要信仰“以法律来组织和构建社会秩序”的精神。所以，伯尔曼对法律的信仰是一种对社会治理模式的信仰，而不是对单个具体制度的信仰。诚然，就单个法律制度而言，我们很难说具有绝对的真理。同样一种社会现象，可能存在多种规则可供选择。例如，北京治理交通拥堵问题，可以在限行、限购等多种模式中选择一种，或者多种模式共同使用。我们很难说哪一种方法就绝对是好的。但是，无论法律最后选择哪一种，都应当是一种规则之治、法律之治，该规则的讨论制定和具体实施，都应当严格符合法律的程序性要求，并反映大多数公民的利益。这本身就体现了“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功能。虽然不少人对大量具体制度持有异议，但这并不影响具体制度的支持者和异议者共同选取法治模式。因为，从长远和整体来看，法治模式都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
       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有尊严和权威。思想是行为的动力，实践法治有赖于内心深处的理想和信仰。我们所说的信仰，是指从内心深处的认同和自觉自愿的依归。这要求人民从心底崇拜法律而不是崇拜权力，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保障党和国家事业的顺利发展。这就要求在全社会形成宪法和法律至上、以法为大的共识。
       实现全社会对法治的信仰，执政党要依据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任何人都不得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甚至带头违法。
       实现全社会对法治的信仰，执法者应率先垂范。信仰法治首先就是要使领导干部带头守法，中国传统社会讲究“以吏为师”，在法治社会，对此应该做新解读，这就是要强调领导干部的带头守法、遵守规则，遵守法律就是服从党和人民的意志，也就等于维护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也同样是自觉服从于党和政府的工作大局。相反，漠视法律甚至践踏法律，或者以消极方式拒绝积极实施生效的法律，这些都在根本上有损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危害到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当领导干部和法律都能够信仰法律，才能够坚定人民对法律的信仰，树立人们对法治的信心。
       实现全社会对法治的信仰，司法公正要求严格适用实体法。法官顾名思义就是“司法之官”，其基本职责就是严格地执行法律，这就要求法律人树立法律至上的信念，保持一颗对法律虔诚、敬畏、崇敬之心，形成忠实法律、捍卫法律的理念，要以自己的廉洁奉公、严格执法、维护正义的行为，来真正践行法治的理想，如此，才能坚定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树立对法治的信心。如果法律人群体能够坚持对法治的信仰，并去努力推动法治的进程，那就很可能带来一种良性循环效应，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实现法治的希望，树立对法治模式的信心和信仰，进而从整体上积极推进法治进程。而要树立全社会对法律的崇尚、尊重乃至信仰，必须借助司法机构的严格执法行为才能得以实现。法官在司法审判中应当严格依据实体法裁判，有法不依、不顾法律而裁判是恣意的、不合法的裁判，裁判结果完全违背实体法则为枉法的裁判。可见，树立法律的权威和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不仅要求有法可依，还必须做到执法必严，让人们相信通过司法能够获得正义。
       实现全社会对法治的信仰，必须全民守法。构建法治社会的基础就是人民能够真正遵守法律，使法律成为全社会行动的准则，法律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纠纷之后，想到的不应首先是找关系、找后台，而应当首先想到通过法定的程序解决纠纷。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当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时，他仍然坚信他作为一个雅典的公民有义务遵守雅典的法律。他的殉难也是向世人表明，公民对法律的遵守与服从也是法律真正得到遵守与执行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主法治进程的推进，公民的权利意识在苏醒，但是长期的封建意识和传统，以及计划经济时代“权大于法”的观念影响，法治建设尤其是执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导致民众对法律的信赖度仍然不高。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无论是发生纠纷后的处理还是行政管理服务过程中，我们想到的往往不是法律规则，而是如何进入官场、寻找有权有势的人物疏通打理。例如，就交通违章后被罚款、甚至被扣押执照，国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公民都能够自愿接受处罚，但在我们国家比较流行的做法是找人疏通、争取免于处罚，这种现象已经较为普遍，这是我们长期缺乏法治环境造成的，但改变这种现状，不仅仅需要领导干部带头守法，还需要培养广大民众的守法的意识，只有人民群众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识，才能形成对不遵纪守法现象的制衡。
       法律是世俗的，宗教是超世俗的，具有神圣色彩。但法治为什么应当被信仰？这一问题，学界存在不同看法。人们一讲到信仰，似乎总是和宗教联系在一起。而法律不是宗教，所以法律不能成为信仰。确实应当看到法律是世俗的，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不可能远离我们的生活。从这一意义上讲，它和宗教是不同的。法治之所以是值得信仰的，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在于法治作为一种事业，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信仰就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也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信仰能够给人们提供一种去追求被信仰目标的动力。只有我们有了信仰，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才能持之以恒地去奋斗，而不仅仅只是把法律当作一种实现目标的工具。依法治国实际上体现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尊重法律其实就是尊重民意。信仰是我们的行为准则，能够给我们行为提供明确的指引，信仰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信仰是我们固守的道德底线，我们坚守信仰，就是要坚守这一道德底线。另一方面，法治是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人类社会在近几个世纪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法治是可以实现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法治历史经验启示我们，法治在中国同样是可以实现的。现在在中国建设法治社会，已经形成了最广泛的共识，法治既是一种实践也是一个伟大的理想，需要我们不断为之而奋斗。
 　　今天我们从苏格拉底之死中得到的启示就是，仍然需要信仰法治，相信法律是维护我们自由和权利的圣经。建设一个人民主权、法治昌明、民富国强的社会，是我们孜孜追求的目标。只有践行法治，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选摘自王利明教授出版的《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2013年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