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封建历史传统的国家，近代以来饱受侵略和战争摧残并在战争中独立和强大，市场经济的发展仅仅几十年的时间，无论是从文化视野还是从经济视野以至于政治层面尚缺乏对封建的等级思想、特权思想彻底地荡涤和深刻的反思，“我爸是李刚”的特权思想和思维广有市场，且反对特权和追求特权的双重人格心里在普通公民当中比较普遍，权力、人情、利益和美色对法治的干预和影响还十分严重。在此背景之下，法治权威必须通过制度层面和个案层面的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得到支持和强化，如果碰到每个案件都因各种原因绕道而行，法治不仅失去应有的权威、统一的标准和基本的公信力，甚至会成为对善良守法人士的欺骗工具。由此而言，“稳定压倒一切”“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的笼统口号和提法是缺乏科学与法治思维的，这些“极端化”和“一边倒”的思维和做法存在天然的缺陷。即便作为一种即时性的应急指导任然需要细化的分析和考量，需要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期效应与短期效果、公平与效益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起来考量和选择。
      也许大家都关注过2012年发生在美国的一个案例，即一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因涉嫌强奸女房东被捕，事后该留学生还多方设法想晓以利害促使受害人改变口供而遭到多项罪名起诉，其父母到美国后也因试图以利益“私了”，并被以涉嫌引导证人改变口供而被警察逮捕。虽然最终检察官以“文化差异”的原因撤销了对其父母的起诉并最终释放了他们，但并不因此说明其行为的正当与合法，也没有改变美国法律对其行为性质的认定。根据美国法律规定，贿赂证人或陪审团成员将会构成犯罪，已经犯罪的将加重对其罪行的指控。笔者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这样的事件发生后，只要了解这个案例的中国父母不会再到美国干这样的傻事了。其实，同样的事实即使在中国，在法律上的专业判断与在美国也不会相差太远，而主要的差异存在于公民对这个问题的思维方法和法律意识以及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处理态度和方式。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在一个法治社会，典型案例和新型案例给予社会的教益和示范作用是无法忽视的。
      我国严厉制裁酒后驾驶行为取得重大进展和成效也可以说是另一成功案例。酒后驾车尤其是醉酒驾车的违法行为在过去不是没有发生，而是不断发生甚至发生惨剧，但对违法行为的严厉制裁和打击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能够在执法者与社会公众之间达成一致，执法和司法的力度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势和严格。在这种强势的依法治理之下，法治事件对社会生活和酒文化的影响与暗示作用十分明显，“酒后不驾车，驾车不喝酒”成为普遍的规则，甚至因酒后不能驾车而推动了某些公司“酒后代驾”业务的发展。而刚刚发生的两名外国人在中国随地扔垃圾却振振有词的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健全法律和严格执法的重要。（2012年5月29日晚，浙江宁波两名外籍男子在街头随地乱扔瓜子壳，有人上前劝阻时，他们不以为然地表示：“没事，这是中国，你看谁都是这样的！”2012年6月1日人民网。）
其实，在中国已经有不少城市出台了关于禁止随地吐痰和扔垃圾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甚至是行政命令，不过大多数城市监管不力，处罚也太轻，情况堪忧。至于在上述现象事发地的宁波是否有此规定尚不明了，如果无此禁令，这个问题尚可说是卫生习惯或公共道德问题，仍需要从国民理性和公民素养角度反思问题。如有此禁令而不完善或缺乏监管和严格执法，则属明显的法律问题，当然在法律的背后涉及的仍然是公众广泛关注的道德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和国民素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