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问题，我想从双重人格谈起
      为什么呢?我在学校的时候，有些课没有讲，我就讲了。我开始讲起了罗马法。开始讲罗马法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社会上有人问我讲什么，我说讲罗马法。他们说怎么你们卖骡子、卖马都有法了?在罗马法里，讲主体的时候，用了一个人字。其实，在大陆法国家，一切都叫“人”。民事主体就是人，可以是自然人，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债权人、债务人。“人”字在罗马法里就是一个面具的意思。作为社会中的人，大概就像一个人有多重面具一样。比如你在家庭里面，你可能是父亲，同时又是儿子，又是孙子，同时又是丈夫;那么你在经济活动里呢?你可能在这个地方是债权人，在另外一个地方是债务人;可能在这个地方是侵权人，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变成了受害人。我觉得这个字用得很好。罗马时候，没有很多的词汇在法律上来表示，但是，用了面具这样一个概念来表示“人”，就好像我们的京剧舞台上，生、旦、净、末、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脸谱，一种脸谱代表了一种人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法律的大舞台上，每一个人只不过是一定的角色。但是，我今天讲到的律师的双重人格，并不是社会活动里、法律关系中的多重人格。而是我们律师自身的某种多重人格。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我接触到的一些律师，我觉得他们变化很快。我现在在中国国际仲裁委员会也担任仲裁员，我们几个老仲裁员谈起来，觉得有一些仲裁员同时也是律师，今天在这个地方争论得面红耳赤，说这个问题应该这么来解释，到了明天，作为另外一个角色争论时，同样的一个法律条文又作了另外的解释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实用主义地来对待法律呢，还是依照法律的真正精神来理解法律。
       我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是学法律的，既然是律师，当然我们最懂得法律，只有最懂得法律的人，只有真正懂得法律的人，才知道法律空间有多大。我想在这一点上，律师很多的技巧就在于寻找法律的空间。我们知道美国是判例法，有很多优点，美国的教授上课的时候，让学生事先看好多材料，到上课的时候，老师就提出一些案例来分析，甚至提出一些模棱两可的案例让你来分析。一个侵权行为，到底构不构成侵权，由你们来分析，由你们来争论。到最后，学生要问，老师你有什么结论啊?老师说，我教给你的是方法而不是结论。老师教给学生的是方法而不是结论，当然很好。如果我只教给你结论，情况变了，你仍然以原来的结论处理，那怎么行呢?你当然应该很好地掌握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说法律的技巧就在于，能够在众多的法律、判例里面寻找一个最有利于你的东西，我想这是法律本身的不完善以及本身的冲突，法律之间的夹缝和空隙，法律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有些国家培养律师就是培养运用法律的技巧，看谁运用得最熟练、最巧妙、最天衣无缝、最能让法官信服。所以，如果单纯把法律当成一种职业技巧来学习，我们完全可以说就是要把法律变成更适合于你的目的。
      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时语录要比法律神圣得多，念一段语录，那就是最高指示了，甚至当时有的地方搞的无产阶级专政靠语录都可以判死刑。在两派打仗的时候，都要从语录中找出最有利于自己的东西，甚至同样的一条语录完全可以被两派的人拿来引用，作为自己行动的根据。如果我们今天拿法律来代替语录，每个人都可以用法律来为自己随心所欲地解释、运用的话，那就太可怕了。我们不能再重复到那样的年代。1957年在我国法学界，有的就是因为学术观点而被划为右派的。我们学校有一位老教授，就是因为“无罪推定”而被划为右派的。当时以及后来批判这种“无罪推定”的文章遍地都是。而今《刑事诉讼法》修改了以后，那些原来靠着批判“无罪推定”，把人家打成右派的人，今天可能反过头来就变成了积极宣传“无罪推定”的人了，我说这话绝对没有任何不允许人们改变观点的看法，但是到今天还有谁会想起当时因为宣传了“无罪推定”被打成右派的那个人呢?社会上非常可怕的是一个人有双重人格、多重人格。任何一个职业都应有一重人格的精神，这就是只向真理低头，只向法律低头。因为并不一定现在当权的就是真理，也并不一定现在多数人掌握的就是真理，也并不一定是在这个运动里面主张的就是真理。
      律师手里没有权，他靠的是什么，靠的只能是法律。他靠的不是法律的韧性，靠的不是法律的矛盾，靠的不是法律的空隙，而是靠法律的权威，靠法律里面体现的真理。真理本身只能是一个，同一个时间、同一个事物里面我看真理只能是一个。有罪就是有罪，无罪就是无罪;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能有任何是可以打扮的。过去我们老爱批判胡适的一句话(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胡适说的，既然过去批判了恐怕还是他说的吧)，胡适说：“真理就像一个女孩子，可任人打扮它。”我想这就是真理和实用主义之间的区别。我们作为律师，在服从真理这一点上应该是摆在第一位的，而不能够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更不能拿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法律，把法律看作是一个可以揉捏的东西。